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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志廣 智慧城市將成下一個增長極
單志廣
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產業(yè)發(fā)展部主任、
中國智慧城市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
2008年，智慧城市概念提出至今已經十年。這十年來我們國家的智慧城市建設現狀怎么樣，目前存在什么問題，建設智慧城市的核心問題是什么，該怎么解決？新京報為此專訪了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產業(yè)發(fā)展部主任、中國智慧城市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單志廣。
中國智慧城市建設處于“四期疊加”狀態(tài)
新京報：請你簡要介紹下我國智慧城市建設的現狀，呈現出什么特征或模式？
單志廣：我國智慧城市這十年可以分四個階段，第一段是從2008年底提出概念到2014年8月，發(fā)布了《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fā)展的指導意見》，成立了由國家發(fā)展改革委牽頭、25個部委組成的“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fā)展部際協調工作”組。這期間的智慧城市建設屬于各個部門，各個地方按照自己的理解來推進，是相對分散、無序的發(fā)展階段。
第二階段是2014年8月至2015年12月，這段時間屬于規(guī)范、調整期。25個部委組成的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fā)展部際協調工作組成立了，各部委不能再單打獨斗。按照國務院要求，由國家發(fā)展改革委牽頭，統(tǒng)一指導地方智慧城市建設。
第三個階段是從2015年12月到2017年12月黨的十九大召開。2015年12月中央召開了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習近平總書記就智慧城市的發(fā)展作出了明確的指示，提出智慧城市應該打破信息孤島和數據分割；李克強總理也指出智慧城市建設就是要打造維系城市運行的超級大腦。我國智慧城市進入新型智慧城市發(fā)展新階段，新型智慧城市建設成為國家落實新型城鎮(zhèn)化的重要抓手，成為國家層面的戰(zhàn)略抉擇。
第四個階段是十九大到現在，十九大提出了要建設智慧社會，對智慧城市理念進行了深化和拓展，更加突出城鄉(xiāng)統(tǒng)籌、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
這十年的智慧城市建設，政府與企業(yè)、社會的關系還沒有形成理想的合作模式，仍在探索。處于一個“四期疊加”的狀態(tài)，即戰(zhàn)略機遇期、起步探索期、瓶頸凸顯期和創(chuàng)新發(fā)展期。關于智慧城市涌現出來的概念很多，不管是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核心都是數據能夠便捷地交換、共享、融合。
中國智慧城市建設仍有三個核心問題待解
新京報：你認為我國智慧城市建設主要存在些什么問題，比如（內因）技術方面、（外因）政策、認識等方面，怎么破除？
單志廣：我個人認為我們中國的智慧城市十年時間還沒有走完盲人摸象的過程，主要是還有三個核心問題沒解決。第一個是智慧城市的理念、內涵是什么都沒有形成一致的認識，從政府，到企業(yè)，到老百姓沒有一個普遍的共識。
第二個是智慧城市建設是一個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是一項需要把橫向的散布于各個政府部門的數據打通的工程。所以需要科學的頂層設計方法論來指導，但現在我們缺失有效的方法論體系。
第三個是我們現在重建設輕運營。智慧城市項目建起來容易，但如何能夠長效發(fā)展，動力機制是什么，我們還沒有成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運營模式。
概括起來，我們的智慧城市發(fā)展存在四個明顯的“不同步”，即企業(yè)走在政府前面、技術走在管理前面、建設走在運營前面，期望走在時效前面。
新京報：從智慧城市到新型智慧城市是一個什么樣的進程，新型智慧城市“新”在什么地方？
單志廣：對于新型智慧城市，我認為應該翻譯成“innovate”，就是“創(chuàng)新型智慧城市”，而不是“新”與“舊”的區(qū)別。
我認為新型智慧城市可以對應“新型城鎮(zhèn)化”，因為中國的城鎮(zhèn)化不能走發(fā)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而是要以城鄉(xiāng)統(tǒng)籌、城鄉(xiāng)一體、產業(yè)互動、節(jié)約集約、生態(tài)宜居、和諧發(fā)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zhèn)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zhèn)、新型農村社區(qū)協調發(fā)展、互促共進的城鎮(zhèn)化。
另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三融五跨”，即實現技術融合、業(yè)務融合、數據融合，實現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tǒng)、跨部門、跨業(yè)務的協同管理和服務。也就是要橫向打通，橫向融合，各個政府部門之間的數據要實現“橫向融合”。這也是新型智慧城市的新特征。
數據共享是智慧城市建設的基礎與起點
新京報：要真正把城市這個“體”做好，智慧城市的建設需要把握好哪些關鍵環(huán)節(jié)、步驟？
單志廣：智慧城市是以數據的交換、融合、共享、活化為基礎，需要建立城市數據的交換、共享平臺。現在提出了城市大腦、城市操作系統(tǒng)等概念，就是一定要有一個數據的交換、融合環(huán)境和條件。如果數據還是在各個“池子里”，智慧城市根本就沒有任何可能建成。
如何讓各個“池子里”的數據實現共享？2017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的《關于印發(fā)“互聯網+政務服務”技術體系建設指南的通知》提出，要實現“三融五跨”。準確點說，智慧城市建設的關鍵切入點就是要打通分布在各個政府部門的數據融合問題，即需要一次流程再造，一個整體的改革創(chuàng)新，而不是停留在簡單的技術應用層面。
新京報：從智慧城市概念的提出到今天已經走過10年，你認為未來10年我國的智慧城市會呈現出一個什么樣的發(fā)展趨勢？哪些方面會是重要的主導因素或關鍵因素？
單志廣：過去十年，我認為我們太偏重城市信息化，這個概念的烙印太重了。未來十年，可能隨著新技術發(fā)展和需求的出現，一定要解決橫向的數據融合、共享。智慧城市是在一個城市范圍內解決“橫強”的問題。政府下轄的各個委辦局的數據，企業(yè)的數據怎么能夠橫向打通、優(yōu)化?，F在有些地方已經在試點，比如遼寧于2018年7月成立了遼寧省信息中心。
當然，更重要的還是要做好數據的權力的頂層設計。比如，以色列第三大城市海法市政府下轄各個部門的數據都主動交出來，因為如果某個部門把自己掌管的數據攥在手里，那也就無法與其他部門的數據實現共享。
此外，我們必須認清的一個現實是，由于橫向統(tǒng)籌協調的能力不同，小城市才有可能“大智慧”。這也是目前我們智慧城市建設的現狀，做得好的往往是小城市，大城市要想真正做好智慧城市，難度很大，因為橫向協調的能力匹配往往不到位。
汪玉凱 智慧城市建設不是為了智慧而智慧
汪玉凱
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智慧城市建設對政府的挑戰(zhàn)最大智慧城市建設目前在我國極為火爆。全球在建或即將建設的智慧城市，有一半在中國。如此態(tài)勢當然有積極的一面，但是也應看到，智慧城市火熱建設中，在體制機制以及建設理念等方面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如何看待這些問題，智慧城市建設應主要遵循什么樣的原則？新京報為此專訪了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
新京報：當前我國智慧城市建設極為火熱，但往往這個時候，有些問題會被忽視。您認為目前存在哪些較為普遍的問題？
汪玉凱：智慧城市建設是一個城市的全方位現代化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從現在我們智慧城市建設來看，還是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必須要引起警惕。比如，貪大求洋，一味地注重硬件設備，不顧自己城市的特征、定位，簡單模仿別人，對智慧城市建設能解決哪些問題把握得不夠清楚，有些跟風現象，這些都是當前智慧城市建設中暴露出的較為普遍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政府如何通過智慧城市建設提升治理能力，如何有效地推進智慧城市建設，還是存在一些認識上的誤區(qū)。
新京報：城市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設中顯然處于重要的樞紐。針對建設中暴露出的問題，您認為政府應該從哪些方面改革自身，迎接挑戰(zhàn)？
汪玉凱：從智慧城市的邏輯結構看，我認為智慧城市大體由5個模塊構成。一是智慧政府；二是智慧社會或者智慧民生；三是智慧經濟；四是城市基礎設施的智慧化支撐；五是城市的智慧生態(tài)環(huán)境。這5個模塊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智慧城市的框架。
其中，智慧政府處在最高端。政府自身能否實現真正的智慧，對社會民生、經濟產業(yè)、智慧化的基礎設施構建以及智慧生態(tài)，都有重要的影響。因為在智慧城市建設中，政府處在一個引導的地位，它制定的城市發(fā)展的戰(zhàn)略、規(guī)劃，都會直接影響到智慧城市建設。正因此，智慧城市建設中，智慧政府的建設，對政府的挑戰(zhàn)是最大的。
政府的組織結構、職能配置、運行方式、管理手段、管理理念等，都需要根據智慧城市、智慧政府的建設要求發(fā)生相應的改變。如果組織結構、體制機制不理順，部門利益不破除，信息資源不能共享，業(yè)務不能協同，系統(tǒng)不能整合融合，智慧政府是很難構建起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智慧城市建設中智慧政府的建設處在重要的地位。
目前，智慧政府自身的建設還是存在不少風險和挑戰(zhàn)，存在很多體制機制上的障礙。智慧政府、智慧民生、智慧經濟、基礎設施的智慧化支撐以及智慧生態(tài)，這五個方面都是對智慧城市建設很高的要求。政府如果在這個過程中把控不好，確實會出很多的問題。
智慧城市建設難的不是邏輯框架
新京報：從目前許多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設實踐來看，感覺很多都有些雷同。您認為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么？
汪玉凱：智慧城市建設是一篇大文章，是從根本上提升城市發(fā)展能力、管理水平、不斷滿足市民需求的持續(xù)不斷的過程。在智慧城市建設中，一個邏輯性的框架搭建也許并不難，如從智慧城市的邏輯結構看，無非包括智慧政府、智慧民生、智慧經濟、智慧化的基礎設施支撐以及智慧化的空間布局等。從基礎設施看，不管在什么樣的城市構建智慧城市，都離不開城市的數據中心、應用平臺、交換平臺、數據庫等依托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的支撐。
但在這些共性的后面，我們看到的是不同城市的不同結果，換句話說，智慧城市的規(guī)劃也許都差不多，但最終結果可能會有很大的不同，有的能真正解決問題，有的可能就變成了擺設，這確實是需要我們深思的。
新京報：政務大數據目前在智慧城市建設中越來越得到重視，政務大數據的現狀如何？在城市治理中如何利用好政務大數據？
汪玉凱：大數據一般由政務數據、企業(yè)數據、社會數據三個部分構成，其中政務大數據應該是最主要的部分。政務數據是一種公共數據，也是最權威的數據。目前，政務數據大約占整個數據的80%。
政務數據過去長期以來是不開放的，是為政府部門和機構自己所有，甚至在政府部門內部都無法共享?，F在雖然已有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但這只是公眾獲取信息的一個方面。政務數據只有首先在政府內部共享起來，才能為百姓網上辦事提供方便。因此，政府部門間實現數據共享是第一個要解決的關口。
而到了一定時候，政務數據還是要向社會公開，這樣相關企業(yè)才能對這些數據進行開發(fā)利用，并不斷產生新價值。目前這方面還做得遠遠不夠，還有非常大的開發(fā)空間。
用改革思維推進智慧城市建設
新京報：目前在智慧城市建設中需要重點解決哪些問題？
汪玉凱：首先，智慧城市建設中一定要防止一窩蜂、一哄而起，防止盲目、冒進。要冷靜地看待智慧城市建設。
其次，不管大城市還是小城市，建設智慧城市要有明確的定位。應該明確，智慧城市建設不是為了智慧而智慧，而是為了解決城市發(fā)展中面臨的問題。
第三，要用改革的思維來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必須通過體制、機制改革，以改革的思路，把建設中遇到的問題與障礙破除掉，如此新技術才能派上大用場。
第四，確立以人為中心的建設理念。針對百姓最關注、最切身的問題，比如民生、醫(yī)療、教育、住房、就業(yè)等，來構建智慧城市建設系統(tǒng)，針對百姓訴求來解決問題。
第五，建設智慧城市，政府應主要起引導作用，不能大包大攬。政府與社會要展開廣泛合作，借助社會力量來推進智慧城市建設。這樣的新理念確立之后，不僅可以少花錢多辦事，還能培養(yǎng)、培育出一大批智慧新興產業(yè)，這才是我們建設智慧城市的目的。
徐振強 智慧城市建設需要“微智慧落地”
徐振強
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數字城市中心副主任、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專家委委員。
截至2018年11月，全國100%的副省級以上城市、90%的地級以上城市，總計約700多個城市（含縣級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中國從學習了解國外做法到一躍成為世界創(chuàng)建智慧城市的大國、世界智慧城市創(chuàng)新的主試驗場和世界規(guī)模最大的智慧城市產能市場。但在這個建設過程中，中國還存在哪些不足，頂層設計該包含哪些內容，而西方又有哪些經驗值得我們借鑒？新京報為此專訪了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數字城市中心副主任、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專家委委員徐振強。
智慧城市的本質是城市開發(fā)與運營模式的創(chuàng)新
新京報：智慧城市涉及到諸多方面，您認為什么才是智慧城市的關鍵問題？
徐振強：關鍵問題是缺乏基于理論驅動的智慧城市建設模式。我國地方政府總體上在發(fā)展智慧城市方面不遺余力，但常常陷入思維困境和路徑困惑，在定義和實現智慧城市價值上往往缺乏有效依據和充足信心。
與此對應的是，產業(yè)界順應政府訴求，越來越多的細分領域都將業(yè)務發(fā)展到智慧城市，有的甚至有“標簽化”之嫌，推動地方政府接受技術驅動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智慧城市本質上是城市開發(fā)和運營模式的創(chuàng)新，是實現城市自我糾錯和不斷自主完善的持續(xù)性狀態(tài)。
我認為，智慧城市建設要解決發(fā)展動力問題，結合當前，就是要促進中青年發(fā)展價值的實現。
新京報：智慧城市的頂層設計應該包含什么，提綱挈領的內容又是什么？
徐振強：在中國推行智慧城市建設，要堅持中國國情、中國特色和中國思維，通過調研國外的經驗發(fā)現，我國的智慧城市建設具有鮮明的特殊性，并且可能釋放出發(fā)達國家無法實現的效能。開展智慧城市頂層設計編制，在跨界創(chuàng)新思維的啟示下，應當具備：懂城市（規(guī)律）、懂政府（職能）、懂信息化（技術）、懂產業(yè)經濟（動力），并勇于和善于跨界創(chuàng)新（促進有效落地和長效運營）。
智慧城市建設，應當堅持平臺思維先行，微智慧落地；跨委辦局謀劃，扶持單項實踐的總體戰(zhàn)略，構建智慧城市跨界創(chuàng)新與產城融合示范區(qū)。
發(fā)達國家的智慧城市建設理念值得中國學習
新京報：今年是我國智慧城市建設走過的第十年，回首過去十年，您怎么看我國智慧城市建設所取得的成績，以及存在的不足？
徐振強：歷經十年的發(fā)展，截至2018年11月，全國100%的副省級以上城市、90%的地級以上城市，總計約700多個城市（含縣級）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已有277個智慧城市試點和3個新型智慧城市試點，中國從學習了解國外做法到一躍成為世界創(chuàng)建智慧城市的大國、世界智慧城市創(chuàng)新的主試驗場和世界規(guī)模最大的智慧城市產能市場。
北京、上海、重慶以及深圳、武漢、貴陽、銀川和唐山等地方的成效和經驗得到美國、新加坡、日本以及“一帶一路”和“金磚國家”等的高度關注。
與此同時，在全國31省份機構改革方案中，貴州、重慶、福建、廣東、吉林、廣西等8省份方案均明確提出組建專門機構，19個省市成立大數據局,負責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管理、信息化、智慧城市建設等方面工作，智慧城市步伐加快。
但目前仍有待完善的方面，主要體現在：理論探索與支撐不足，制約中國特色智慧城市模式創(chuàng)新；體制保障中牽頭主體的多元復雜性，制約頂層設計科學性與實施效能；體制創(chuàng)新有待適應建設對象自身規(guī)律與主體多元的復雜性；規(guī)模化基礎建設與技術跨界應用的協調、同步水平不強；頂層設計與規(guī)劃方法論創(chuàng)新不足，存在指標控導向；法制化路徑尚在探索階段，行政監(jiān)管與法律約束不強；學科建設、人才培養(yǎng)與行業(yè)需求嚴重不匹配；財政支持有力，但公私合營缺少廣泛可運營模式。
新京報：西方發(fā)達國家在智慧城市建設方面，您認為有哪些經驗可供借鑒？
徐振強：發(fā)達國家的智慧城市建設理念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他們與中國最大的不同就是，投資主體主要是企業(yè)，政府提供市場環(huán)境和政策配套。
通俗地說，西方發(fā)達國家建設智慧城市，開始就是“算賬”思維，盡最大可能考慮社會單位作為投資主體，這樣就倒逼上智慧城市項目得深刻地考慮盈利性。
德國、芬蘭、英國、荷蘭、法國和西班牙等都基于自身國家和城市特點開展實踐，與國家、城市戰(zhàn)略對接，建設國家、區(qū)域、城市、片區(qū)等不同空間尺度的綠色智慧信息共享與廣泛參與平臺，并深度倡導公私合營PPP模式的落地。
以園區(qū)和模塊化建設為突破口，基于大數據反演智慧城市機理，提升區(qū)域協調發(fā)展水平。從城市開發(fā)和運營模式中考慮協同創(chuàng)新，明確城市關鍵的主體、要素和指標，以此來維持自我糾錯、不斷自主完善的持續(xù)性狀態(tài)，包涵城市規(guī)劃、建設、管理和運營等全流程的政策、方法、方案和實施。
國外經驗表明，空間生態(tài)的自組織是實現智慧城市的理想靜態(tài)架構。協同經濟是構建智慧城市動態(tài)運行的要素作用形式。
未來十年，智慧城市建設應探索以產業(yè)運營為核心的商業(yè)模式
新京報：再過十年，您認為我國的智慧城市建設會呈現出一個什么樣的面貌，能否達到智慧是城市常態(tài)的地步？
徐振強：再過十年能不能達到這個的地步，取決于這個行業(yè)的規(guī)劃做得怎么樣。智慧城市建設同樣需要向高質量提升，未來十年，應探索以產業(yè)運營為核心的商業(yè)模式。
在頂層設計上，通過協同數字經濟與城市治理，激發(fā)政府與行業(yè)發(fā)展信息化的剛性需求。智慧城市運營應以需求導向為基礎，聚焦大數據開展批量業(yè)務設計，借助開放創(chuàng)新的ICT技術，加速產業(yè)結構升級，發(fā)展新經濟。
（來源：新京報網）
